顾桃的边疆行走，另一个平行宇宙
这是顾桃的故事。他生于森林包围的边陲小镇，30岁时在北京漂着，很长时间找不到坦然踏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，于困顿之中重返故乡后，才找到自己的道路，成为一名记录和表达北方世界的纪录片导演。
疫情三年，纪录片导演顾桃仍然过着“在路上”的游牧生活，走过新疆、内蒙古、黑龙江，与陌生人相遇，拍摄记录北方边境的人们。
一切缘于2019年的秋天，他曾拍摄过的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关扣尼去世。那带给顾桃以伤感和惆怅，直到半年后，2020年春天，他仍然会梦到关扣尼，诉说着未能见最后一面的遗憾。午夜梦回坐起，看着虚空黑夜，顾桃感到失落。他想起那句古老的非洲谚语：每一位老人的去世，就是一座博物馆的消失。
纪录片导演顾桃。
那带给他强烈的紧迫感，想要记录还活着的萨满。如果不去做，心就会发慌。他开始行走，哪怕遇到重重关卡与障碍，也不能停下步伐。当疫情和防控成为阻止许多人旅行的缘由，他却觉得恰恰是这样的境遇之下，不能荒废时光。一定要行动起来。
他西行至新疆，从阿勒泰穿过河西走廊，进入内蒙哲里木、赤锋，再到他的老家呼伦贝尔，寻找民间的萨满们，与他们对话，记录他们的生活。他把这一路的追寻命名为“萨满地图”，将各民族的萨满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、或官方名称中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记录下来。
此时的顾桃，52岁，在纪录片拍摄之路上行走了20年。30岁前做过北漂，30多岁后回归故乡，重拾父亲顾德清的《猎民生活日记》，那是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深入森林，用图片和文字记录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。《猎民生活日记》将顾桃带到了森林，那之后，他的人生才恍然间有了重心，浮萍般无根的生活向大地深处扎下根去。
顾桃家庭照：左上顾德清，右下顾桃。
他开始拍摄纪录片，《敖鲁古雅·敖鲁古雅》、《雨果的假期》、《犴达罕》被称为“鄂温克三部曲”，是难得的关于正在消失的鄂温克狩猎民族纪录片，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。
他还走出父亲开拓的疆域，走向更广阔辽远的北方，用镜头记录北方边地广大的民族与世界。沿着中国的北方边境，他走出了漫长的足迹，记录了蒙古族、哈萨克族、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存与生活、精神与世界。
北方边地的人们。
每一个行走的夜晚，即便一天的拍摄辛苦劳累，喝了酒的同伴们酩酊大醉，顾桃也疲惫不堪或醉意朦胧，他仍然会拿出纸笔，至少写下500字，用文字记录感受与见闻。拍摄鄂温克三部曲时记录的文字汇集成了同名书《敖鲁古雅·敖鲁古雅》。多年在北方边境的行走和记录，则积累成了《边地记事》。
顾桃的人生，是一个中年觉醒、在重返故乡后才找到方向的故事。“35岁吧，我真正开始自己感兴趣的事业，是35岁以后。”他说。
30岁的顾桃还在北漂。做过装潢，当过摄影师给人拍照片。身边永远不缺朋友，每天晚上都有人找他喝酒，喝到不省人事、倒头就睡。
他尝试过上班，去一家做室内装潢的公司做设计。那天，看着身边20多岁的年轻人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天，他却怎么也坐不住。上班的生活，他只过了一天，便回到了行动不受约束的自由状态。
转折发生在2002年，他32岁的时候。春节返乡，回到位于内蒙古鄂伦春旗的阿里河镇，他重拾父亲的书《猎民生活日记》。大年初二，他便启程前往大兴安岭的敖鲁古雅，代替老去的父亲看望生活在那里的鄂温克族，父亲的老朋友们。
顾桃的父亲顾德清在拍摄。
他跟着他们进入森林，森林里的寂静与幽远就像梦，让人坠入其中。鄂温克人就像森林的孩子，一进去就变得舒展自在，与驯鹿为伴，拿着猎枪追捕猎物。从没有拍过片子的他，在如梦的环境中涌起了丰沛的情绪与情感，激发了想要拍摄记录的冲动。那是他拿起摄像机的初始。
“我出生在一个被森林包裹的边陲小镇，十八岁离开故乡，在之后很长时间里找不到自己最坦然、最踏实的生存和生活，一直很困顿。当我回到家乡，面对这样一个族群，就有一种连接感，个人的经历和他们民族的经历会有一种呼应。”顾桃说。这种呼应感，在鄂温克族生态搬迁后，更强烈了。
2003年，鄂温克族人被整体迁移到山下的根河定居点，猎枪被收缴，狩猎生活划下终点。顾桃于不经意间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变迁和传统的失落，这种共通的失落强烈地击打顾桃的心，也成为他此后拍摄不同民族时反复出现的现象。如他所说，“一开始没这么想，但拍着拍着，它们就都在消失的路上了。”
鄂温克人和驯鹿。
面对重大变迁，面对消逝和失落，人们是艰难的。曾经的生活被连根拔起，新的生活难以适应。酒，成为许多鄂温克人的避难所和精神寄托。酗酒，甚至喝酒至死，是鄂温克人的普遍现象。
无论是在纪录片里，还是书中，顾桃都记录了鄂温克人对酒的沉迷。“蹦蹦的死又是和酒有关，喝完了酒，卧在沙发上，自己把自己呛死了。我感到沉痛。在你没有能力和自然、和社会、和制度抗争的时候，酒就成了唯一有力量的东西。”在《敖鲁古雅·敖鲁古雅》里，顾桃如此写道。
顾桃也喝酒，他懂得属于森林的鄂温克人对酒的需要。“任何人，只要在森林里呆上三天，自己就会找酒去。”他说，“森林里太寂寞了。在城市，你享受着楼房、空调、汽车，物欲很多，还有很多人在周围。森林里都没有，很孤寂，人就会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连接和表达，酒就是最好的媒介。”
但酒也加速了当地人的消亡。过去四五十年，鄂温克族直接或间接死于酗酒的多达60多人，而猎民总数也才200多人。“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了，原来的文化等于不在了，但你又不能在生活中表演成一个猎人，所以他们用酒做寄托，最后成了麻醉，不让自己在幻觉中清醒。”顾桃说。
就在今年8月，痛恨族人酗酒的鄂温克酋长玛丽亚·索也去世了。迟子建在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以她为原型，塑造了中国最后的酋长。她在森林里生活了一个世纪，是鄂温克人的精神领袖和支柱。离去之前，她回到山上、驯鹿身边，最后在森林里安祥离世，享年101岁。顾桃专程赶回去参加告别会，“不作最后的告别，心里承受不了”。
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玛丽亚·索。
尽管这个饱受创痛的民族在不断经历失去，玛丽亚·索的去世更是标志着一个世代的结束。但顾桃也不是没有看到一点微光。这一次回去，他见到了曾经的少年雨果，如今长大成人，在北京、成都等城市漂泊后，回到了森林，和妈妈一起养鹿，也玩滑板、短视频，向城市人讲述森林和驯鹿，以此和外面的世界保持连接。在顾桃的观察中，“他有过对大城市的向往，但在外闯荡漂泊后，还是在故乡找到了存在感，觉得踏实。”
顾桃也一直在故乡和远方中反复往来。拍纪录片后，他在不断尝试拓展疆界，将镜头对准草原、雪山、高原，在漫长的北方边境线上和不同民族相遇。
在新疆遇见古丽，完全是一个意外。那是2015年的秋冬，北疆的布尔津县，夏天是这里的旅游旺季，人群熙攘，但进入秋冬却寒风呼啸，清冷无人。顾桃坐在出租车上，于一晃而过间瞥见了她，被她散发出的强烈孤独感所震动。
那天，古丽独自行走在街上，寒风中把衣领高高立起，衣服紧紧裹住自己。脸色苍白，就像化过妆的舞台脸，看不出是男是女。眼神尤其黯淡，仿佛舞台剧里万念俱灰的人物。顾桃一直觉得自己是孤独的，却在一瞬间看到了比自己更孤独的人，甚至可以说，那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。
在抽烟的古丽，来自《lost not found》所引的顾桃纪录片《古丽》。
顾桃在汽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找到了她。那时他才看清了她的模样，“细高挑的身材，黄发，眼睛已有些疲惫，桃心似的嘴唇红彤彤……如果隔远一些，看不到古丽唇上的青胡须楂和略显坚强的下巴，那她还真是个美女。”顾桃在《边地记事》里写道。原来古丽是一个跨性别者，那解释了她身上孤独感的来源。顾桃事先一无所知，却因敏锐的感受看见了她。
在顾桃的记录里，古丽和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无处不在——“两个小孩在院子里玩，是她弟弟的两个女儿，顽皮可爱，但似乎与又像叔叔又像阿姨的古丽有距离，既怕她的胡楂扎脸，又希望在她那儿能得到零花钱。”
边地的孩子在向大家展示自己的“收藏”。
她的孤独与失落深入骨髓，于是也酗酒。和顾桃同行时，“路上，她照例喝一瓶啤酒解渴，古丽其实已是酒精成瘾，不喝手就会发抖，又买了两瓶白酒送朋友。”
顾桃用镜头记录她，她不排斥，甚至像找到了倾诉、表达的机会。“人都有对他人、对爱的需求，但她找不到出口。”顾桃说，“当我说给她拍个纪录片，她都无所谓，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，因为没有人听她讲，家庭也在远离她。”
镜头里，古丽在小旅馆里旁若无人地唱歌、跳舞，丝毫不顾忌他人诧异的眼光。“那是她情绪外溢的方式，她在最孤独的世界里找到了情绪流露的方法。”顾桃说。
七年里，顾桃几次去新疆，拍摄时间流逝下的古丽。2019年再见到她时，她变得更沉默寡言，妆容也淡了，“显露了男儿色”。依然爱喝酒，没有爱人。2021年，顾桃游牧到新疆，再次寻找古丽。那时，她的妈妈已经去世了，爸爸孤零零的独自生活。古丽离开了家，杳无音讯。
顾桃能做的，是完成这部关于古丽的纪录片，让这个“全世界最孤独的人”被看见。
孤独的人们，总是会寻求与这个世界更深入的连接，比如与神灵、与久远的精神力量。顾桃对北国的记录，除了人们的生存与生活，精神世界也是重要的版块。一如他对萨满的追寻。
在内蒙古初遇萨满尔登，顾桃一眼就认出了他。那也是一个冬天，下着雪，很冷，介绍人带他前去蒙古族奶茶馆找尔登。还在门外，顾桃透过清冷的玻璃看见了一双眼睛。室内有雾，人的身体也像是被白色的雾盖住了，但那双眼睛却透亮，似乎能穿透人心。那一刹那，顾桃知道，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
那确实是乌尔穆沁的萨满尔登。“尔登成为萨满不是偶然，他小时在牧区放牧就感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家的牛羊总会丢，他的就不会；他也经常梦见虑、豹、狮、蛇向他靠近而他从不恐惧，甚至是喜悦地接受。”顾桃在《边地记事里》写道，成年后，尔登去了蒙古国找大萨满，确认了自己从祖上几代开始就是萨满。
关扣尼，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。
穿梭在北方少数民族世界，顾桃早先就知道，“能当萨满得有几个条件，有的是疯疯癫癫的，有的是久病不愈后突显灵光的。”鄂伦春最后的萨满关扣尼，便是在一场大病后成为萨满。
“十七岁那年，她突然左肋就疼了，连续疼了两个月不见好。当然，在这之前也有征兆——有大萨满在跳神时，她就有感觉，嗓子痒痒的，总想发声，和大萨满一起唱，进入神的那个’世界’。所以，她左肋的疼痛不只预示了’神灵的召唤’。一场病让关扣尼成了萨满……”顾桃写道。
当顾桃在2007年前去拜访关扣尼时，她已经是一个74岁的老太太了，仍然记得曾见过的“疯癫”萨满——“老太太小时候就见过一个后来成了萨满的’疯癫’的人，那个人一下子就蹿到树上，在树尖上跳舞，摇晃树枝，唱别人听不懂的歌。也不知道那个人身体那么重，怎么一下子能上到树尖上的，她说。”
草场，人们相信万物有灵。
此时，萨满文化已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。即便是家附近的汉族邻居，也不知道身边就有一位萨满。顾桃记录了和汉族邻居的聊天：“我问了一个边抽烟边劈柴的妇女，她家就在关扣尼家的西侧，隔了几个房子就是。你知道萨满吗？我问。她问，啥？我说，萨满，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。她抽了一口烟说，这好像没有姓萨的啊。”
尽管汉族人了解不多，但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，萨满却是从远古至今重要的存在。在顾桃的认知里，对萨满的信仰是少数民族心中的一个约束，相信万物有灵，不破坏草场、不过度狩猎，以维持大自然的平衡。在新疆等地，萨满演变成“巴合斯”，会给人把脉、治病、占卜、驱邪，与神灵对话。在草原上，萨满还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关键人物，夫妻吵架、邻里纠纷，会去寻找萨满做为调解人。
“人们相信万物有灵，萨满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使者。”顾桃说，萨满的存在让这里的人们心有所依，保持着和自然的联系，敬畏自然。
游走在路上、绘制“萨满地图”的这三年，顾桃见到了新疆、内蒙古的许多萨满。他们有的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，有人还很年轻，才30岁出头。有男性，也有女性，萨满的身份并不规定性别，TA本就是从母系氏族时期延续至今。他们和草原、森林、高山之间的人们和谐共生，医治病人、资助困难家庭的学生和孤儿、抚慰人们的烦恼与不安……
在萨满地图路上搭建撮罗子。
对萨满的追寻，让顾桃看见了更大的画面，记录了不同民族、文化的切面，人似乎也变得更平和包容。“到了我这个年龄，很多东西都已经放下了，只是去记录。不同人的人生长度可能差不多，但在不同民族和文化间行走记录，增加了我人生的宽度。看得更多后，你的心态就会更平和、平静一点。”他说，无奈、愤怒等种种情绪也在慢慢消解。
重要的是行走、行动，是去记录，不让一切消失于空白。他从2020年开始做“萨满地图”，从内蒙跑到新疆，在没有核酸的时候还需要在胳膊上抽血做化验，依然不影响他在路上，写作、拍片，“一点没耽搁”。
顾桃，行走在路上。
他努力将疫情带给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。“人这一生，无论什么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民族，都是在爱恨情仇里循环。但重要的，是承受，承受大于创造。”顾桃说，“然后，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得有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被动。找到自己的兴趣，兴趣所在往往也是能力所在。而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，只要开始做了，慢也好，快也好，总归是可以抵达某个地方的。”
一切都回归到他非常喜欢的成吉思汗那句话，“如出发，必达到。”
撰文：祁十一
编辑：调反唱唱
排版：崔子维 李漪莲